财新《新世纪》6月11日报道
制造业转移谁主沉浮
记者 王莉 自2011年11月以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连续六个月负增长。
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4月(这个数据要更新),中国实际利用外资(FDI)84.01亿美元,同比下降0.74%。今年前四个月累计,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同比下降2.38%;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7016家,同比下降13.94%。
其中,制造业FDI同比下降4.4%,比总体降幅快出2个百分点。2011年最后两个月,制造业FDI单月降幅更是达到两位数。
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制造业的担忧。过去十年间,中国劳动力结构出现重大变化,人力成本快速上升,市场对靠廉价劳动力优势发展起来的中国制造业前景感到不安,近年来制造业外企迁移出中国的消息更时时见于报端。一些研究机构也陆续发布了中国制造业往外转移的报告。
在“人口红利”渐行渐远之际,在其他低工资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面前,“世界工厂”要失去它的光环了吗?中国制造业会走向何方?
外迁未成趋势
财新记者多方采访发现,目前中国制造业往外转移尚未形成大规模趋势。中国仍是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企业投资的首选地。同时,一些新的现象正在发生。由于中国市场在外资企业全球市场中的份额日重,一些在华外资制造企业正在将研发中心和管理中心由欧洲、美国等地迁往中国。
美世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中国区总经理张世东告诉财新记者,在他的客户中,因为中国人力成本上升而转移的“有,但数量不多”,更多的外企决策者依然认为中国是非常好的投资目的地。美世主要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咨询,1995年跟随跨国企业来到中国,目前在中国绝大多数知名外企都是其客户,对在华外资企业情况相当了解。
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利嘉伟亦对财新记者称,没有听到他的客户说不要再来中国投资设厂。
2011年8月,波士顿咨询曾发布一份在华制造企业回迁美国的报告,称在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背景下,在华制造企业有迁回美国的现象。该报告测算,将有80万的就业机会由中国转移到美国。
利嘉伟告诉财新记者,人们对此报告有一些不确切的解读;报告并不是说在华企业会将在中国的厂关掉,搬回美国。而是说,因为美国*策相比以前要好,在新设厂的时候,企业会多一些考虑,而并非像以前“想都不用想就决定将新厂建在中国”。
他进一步解释,企业回迁美国没有形成趋势,“我们不是说中国的制造业生产力将会减弱。中国还是一个制造业生产大国。”
他们的判断和中国官方、中国欧盟商会、中国美国商会及日本协力银行的调查一致。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在今年5月商务部发布会上透露,根据商务部监测,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已经在华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大规模撤出的情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认为,中国FDI同比下降,主要因为欧洲各国深陷债务危机泥潭,欧盟撤回对华投资所致。
今年1月-4月,欧盟27国对华实际投资19亿美元,同比下降27.9%。日本、美国、亚洲十国/地区(中国香港、澳门、台湾,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增长,同比增速分别为16%、1.9%、0.6%。
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2012年白皮书》(下称白皮书)称,近期,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来自美国和欧盟的交易与使用外资下降,但此趋势没有在白皮书调查结果中显示出来。“商务部的数据变化可能是一种短期波动。”
白皮书显示,78%的在华美国企业仍将中国视为企业短期投资方面优先考虑的全球三大目的地之一;20%企业将中国视为第一优先考虑的投资目的地。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最新的《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业务发展调查报告(2011年度)》显示,日本制造业企业对中期有潜力业务发展所在国的选择,中国仍位于第一名,印度排名第二名。有七成受访日本企业认为,中国是中期有潜力的国家。
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11年度)》亦显示,近三年来,表示在中国未来两年内有重大投资新计划的受访欧盟企业数目在稳定增长。2009年,39%的欧盟受访企业有此计划,2010年和2011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8%和59%。欧盟商会调查报告认为,该趋势的持续进一步表明欧盟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潜力充满信心。
人力成本寓言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中国在2004年就已经跨越了刘易斯拐点。2004年以来,中国普通劳动力短缺现象普遍化,由此引起工资水平持续大幅度提高。
韬睿惠悦对中国普通行业总薪酬调查显示,工人薪资平均涨幅由2004年的7.4%,快速攀升至2011年10.9%。
但比之市场、产业链、*策等其他多种因素,传统中国投资地的人力成本上升,并不构成企业将新厂设在别处的主要考虑因素。在中国内陆城市设新厂的外资企业认为,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人成本和内陆城市工人成本的差距,没有很大区别。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虽然比中国低,但也处在快速上升通道中,对企业的吸引力在趋弱。
目前,企业迁移的主要考虑因素是:战略布局,分散市场风险;受新设厂当地*给予的*策优惠吸引。
浙江利时集团的主要业务为日用塑料品制造,包括餐具、卫浴、花园工具等,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生产基地主要设在宁波、深圳、香港三地。其媒体与品牌总监杜锡平告诉财新记者,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该集团的新厂选址“影响不大”,并没有因人力成本上升考虑将生产基地迁移到东南亚国家或中国内陆二三线城市。
杜锡平测算,代工企业的成本主要为原材料成本,大约占总成本的50%以上;人力成本约占20%至25%;固定成本,包括机器设备、仓储等约占22%至25%。如果工厂内迁,固定成本如厂房租金支出、仓储支出会减少;在可变成本方面,仓储成本可能会下降约20%,人力成本会下降30%,土地和电力成本大约下降15%至20%。
但是,如果内迁的企业仍然是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业务,还是依靠香港或华南地区进行出口,运输成本会大幅上升。杜锡平推算,企业物流运输成本会增加30%以上,管理成本也要增加10%以上。
综合考虑供应链成熟度、市场、人力资源、交通运输设施、土地成本、当地的经济发展环境等因素,他认为,单是劳动力成本更低廉对利时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不具备吸引力。
另一方面,被认为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西部地区,廉价劳动力优势本身对企业的吸引力在减弱。
利嘉伟告诉财新记者,他的不少客户反映,中国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虽然比东部低,但对外资企业来说,内地和沿海工资“不是太大的差别”。
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11年度)》显示,欧盟企业虽然对中国劳动力成本持悲观态度的比例近三年来在上升,其中工业品及其服务企业面临压力最大,73%该行业企业认为中国劳动力工资未来会继续上涨。
但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上升并没有成为欧盟企业减少在中国投资的原因。《商业信心调查(2011年度)》显示,欧盟工业品及其服务企业目前正在计划“规模空间”的新投资,该行业71%的受访企业表示在未来两年有重大新投资计划,远高出消费品及其服务业52%和专业服务行业53%的比例。
重庆市经信委官员告诉财新记者,过去廉价劳动力优势能吸引企业来西部投资设厂,但随着中国东部城市出台一些*策,美国“制造业回流”,西部廉价劳动力对企业的吸引力其实在趋弱。
目前,被认为劳动力成本比中国更低的东南亚等国,其劳动力成本也在持续上升中。
里昂证券经济研究部主管斐思伟(Eric Fishwick)告诉财新记者,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最快的是中国;但越南也排在了第二,其他传统劳动廉价的国家也有不同程度上升。“其他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得也很快,所以也不见得会转移到别的国家去。”
值得注意的是,被日本制造业企业认为中期有业务发展潜力排名前六的国家为越南、中国、印度、泰国、巴西、印尼。除了越南,2011年日本制造业企业认为这些国家因廉价劳动力而具有潜力的比例都较2010年呈明显下降趋势。
多元考量
世界银行近期的一份报告《就业与增长》提到,中国有企业前往非洲开设新厂。随着中国国内提出的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企业也将新厂设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利嘉伟认为,目前,不成规模的制造业企业迁移,不仅仅因为中国人力成本上升,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企业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
客户对他说,把所有生产能力都放在同一个地方,风险太大。“日本的地震和泰国的水灾,就证明了这一点。”
他听到企业反映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贸易摩擦近年来比较多,在国外市场上遭遇到比较多的反倾销,如果生产线全部在中国,对企业也有风险。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制造业企业其实是“*关系密集型”。选择在哪里设厂,背后原因很复杂,和当地*的关系,以及与当地能提供的优惠条件相关度很大。由于后者不是企业方便对外明说的,可能就说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在拿人力成本上升说事”。
世行报告提到的中国企业正在前往非洲设厂,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给予企业的优惠条件有关。
里昂证券经济研究部主管斐思伟告诉财新记者,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方法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成本优势,二是市场准入。非洲国家市场发展程度低,希望学习中国的办法吸引外资,给予税收补贴、提供免费土地、很低的资金成本等优惠*策。
作为企业在中国西部投资主要考虑地之一的重庆,近年来电子产品企业大量迁入。目前,迁入的有惠普、宏碁、华硕三大电脑品牌商和六大电脑代工商——富士康、英业达、广达、和硕、纬创和仁宝,此外还有200余家零部件配套厂商。
重庆市经信委官员告诉财新记者,电子产品商大量投资与重庆采取的招商策略有关,而主要非出于企业节省人力成本的考虑,“不是说东部的企业关闭了当地的产能,来到西部,而是外企在重庆新设厂。这是我们谈判谈来的”。
他说,这几年来重庆正在由老重工业城市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为此采取引进主要的电脑品牌商,吸引为品牌商代工的代工商,辐射至数家零部件配套供应商。张世东认为,制造企业在中国内陆或东南亚设新厂,也是出于扩展生产线考虑的惯常行为。“很多并不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而进行的产业转移。”
以在重庆建立制造基地的劳动密集型电脑代工企业为例,近年来这几个企业新设工厂厂址的选择难以看出与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强相关性。
和硕联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六大制造中心,最近几年建立的三个制造中心均在中国。建厂顺序依次为台湾、墨西哥、捷克、苏州、上海、重庆。富士康近十年来的新厂选址在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同时进行,在中国则呈东、西、中部地区同时扩散趋势。
市场为王
张世东的客户中,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将人力资源部门带到中国。一般来说,人力资源部门是跟着企业总部走的,“也就是说,外企的管理部门,地区总部正有往中国迁移的趋势”。
荷兰飞利浦电子公司近年来在中国扩张的布局印证了张世东的判断。飞利浦(中国)集团传讯高级经理黄蕾告诉财新记者,该集团没有因为中国人力成本上升而考虑将制造工厂迁移到别的国家,而是正在将研发、管理等环节也在中国建立起来,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2010年,飞利浦将中国定义为除荷兰和美国之外的第三个“本土市场”,其定位是将中国打造成与欧洲、美国市场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总部基地。2011年6月,其在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立中国第二个区域总部。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孔祥辉称,这正是出于对中国市场重要程度的考虑。
飞利浦2011年全球销售额为226亿欧元,名义增长1%。排除不利的货币效应和产品组合变化,可比销售额增长4%。其中,受西欧主权债务危机影响,成熟地域销售额增长仅为1%,而中国区2011年总体业绩增长率为20%,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飞利浦全球第二大市场。
在与客户的沟通中,张世东感觉到,靠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的优势可能在减弱,但中国孕育的庞大市场正成为吸引企业投资的重要考虑。
和飞利浦公司一样,中国市场对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来说,正变得更为重要。白皮书显示,76%受访美国企业认为2012年在中国市场的收入将增长;81%受访企业以中国市场服务(包括在中国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向中国出口产品及服务)作为其主要目标,这一比例较2011年的69%上升12个百分点。
日本企业认为有潜力国家的五个因素中,近五年来,中国廉价劳动力作为有潜力理由呈下降趋势,而当地市场的现有规模作为有潜力理由呈上升趋势;最近三年,选择此项的企业由2010年的35%攀升至2011年的46.4%。
《商业信心调查(2011年度)》显示,鉴于中国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的速度以及在未来数年中的良好增长前景,绝大多数欧盟企业认为中国市场在其全球业务中的战略重要性将不断提高。受访企业认为中国的商业前景整体呈上升态势,79%的受访企业对其行业在中国今后的发展持乐观态度。
这与其对中国的战略投入一致。70% 的受访企业同时承认它们从中国的经济复苏中受益;高达 65% 的受访企业相信,由于“十二五”规划的重点是扩大内需,这将对中国的整体商业环境产生正面影响,创造更多增长机会。
产业转移方向
亚洲制造业协会首席执行官罗军认为,目前中国本土制造业和在华外资企业撤离沿海地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那么快。
斐思伟认为,相较于以往的几次国际产业转移,中国的情况比较独特:GDP总量大,人均GDP增长也较快。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是个挑战,但不是必然的。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劳动力成本提高意味着人们收入提高;此外,对企业来讲,逐渐走向机械化后,已经习惯员工工资上涨15%-16%。“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局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认为,迄今为止中国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基本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基本反映生产率变动的工资较快增长,对制造业的成本结构与利润边际,不会、也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损害。
他认为,不应低估中国制造业持久的比较优势,更不宜得出“中国制造没戏了”的轻率结论。在生产率较快提高的前提下,工资上升不但不会丧失市场竞争力,反而可以让国内市场变得越来越厚实,成为培育较高品质中国制造能力的一个规模极其巨大的温床。
“由于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还有极大的潜力,更由于中国人的学习曲线还有较快上升的空间,也所以我们不可低估,中国制造业还可能具有的长期竞争优势。”
罗军认为,虽然传统外资企业因中国劳动力成本增加和中国*对环境有所重视,开始撤离中国,但新的外资企业又在不断涌入中国。
而这一次产业转移更具质量和科技含金量,也是外资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传统低附加值外企已很难在中国保持强劲优势,中国消费需求增加,消费能力快速提升,吸引更多全球顶端企业。否则,在中国全面推进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后,外资企业在中国就更加缺乏竞争优势。”罗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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